潘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是个“老顽童”，他个子不高，走路很快，有时候会从身后拍你一下，然后等你扭过头，他又到了你的对面，瞪大眼睛问你，抹（mo第三声）样？对于我这个木讷的学生，一时摸不到头脑。更甚的是，他浓重的地方口音，使我这个北方娃有点害怕，怕他说的太快而听不懂。幸好当时有个同门绍文是当地户，遂常常翻译给我听。读研到后来工作，和潘老师的交流并不多，也几乎不通电话。但我始终记得，潘老师的笑容，很和蔼，他总是带着笑容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行踪来去如风，充满了精气神。

一晃研究生毕业已十年，我回北方找了工作。当年考研的时候，我还是个懵懂少年，又呆又纯。对于为什么考研，考哪里，选哪个老师，都没有打算，更没有细心研究。大五实习开始后，当年去唐工的实习队员，分成了两派，一派积极参与临床实习，为自己成为医生做准备。另一派完全相反，整天窝在小教室里，日夜背书，场景类似于高考前夕。而我就是站在中间的那个，在实习和考研间彷徨。后来到了十月份，和母亲通了电话，说我准备报名考研，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说啥，只嘱我照顾好自己，说她读的书少，凡事自己定夺就好。过几天，母亲又打电话来，说给我的卡里汇了一千块钱，让我别太节省……

很快到了报名的时候，当时院校的选择，大抵以天津、北京或省内的为主。根据学业的情况，以及毕业后的打算，同学们都做了选择。理想主义者编织着自己的名校情结，现实主义者计算着录取的成功概率。大家都害怕失败，更畏惧从头再来。也许是因为半路出家的缘故，我的压力反而小些。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我的院校和导师填报。有点荒唐的是，在一周之前，我还不知道选的学校在哪（当年就很傻）。在报名的前几天，小教室里一个叫德亮的同学和别人聊天时，那个名字无意中被我听到，就成了我最终的选择。很多年之后妹妹问我，哥你当年怎么选的老师，我就说，看着顺眼呗。这是实话，但是，当年我觉得最有眼缘的，却不是潘老师。

过了复试线后，开始收拾行囊，准备复试，还特地从同学那借了一身西服，一路上扛着，生怕给别人弄坏了。那时还没有高铁，我查了查地图，有一千二百多公里，我还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。为了省些钱，没有买最快的那趟车，具体坐的哪趟车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只是记得到江城的时候，天突然就亮了，告别了泥土的单调，外面的花变得艳丽。远远望去，又似蒙着一层纱。火车通过长江的时候，我甚至有些激动，望着宽阔的江面，一种喜悦油然而生。

下了火车，到了学校的招待所住下，四人间，二十五元一晚，楼下有食堂，我记得还有免费的蛋花汤儿，没有一次性筷子。住宿的人多半是来复试的学生，也有些来看病的。在我那间住下的，就有位小叔儿，听他说是为生育的事来的，我就没多问。我刚收拾妥当，门外又来了一个瘦高的小伙，也挨着我的床住下。因为都是来复试，所以很快熟悉起来。他来自安徽，圆眼鞘眉，牙有些外凸，声音很干脆，让我叫他广林，广林是我在江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。往后几天，我俩形影不离，同食同寝。有缘人千里来聚，后来我复试完离开的时候，广林还没有走，他还在等待调剂。萍水相逢，不知后会有无期。

面试的过程比想象的要简单，大概是因为我报考的是个冷门专业。地点在老外科八楼的小教室里，进去了之后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之后，几位教授都没有问什么专业问题，只是聊了聊家常。我们几个考生逐个进去，然后出来。结束之后，别的考生都准离开了，唯独让我在门外等待。不多久，我又被叫了进去，气氛有些紧张，几个教授都盯着我。潘老师开始问我，愿不愿意调到他那里。我迟疑了一下，他接着告诉我，赵教授那里，只有一个名额，人选已经定了。然后他转头看向赵老师，赵老师善意的看着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点头认同了一下。我这里还有名额，你要不要来？，潘老师盯问。我没有多想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表示同意，然后复试就这样结束了。开学后我了解到，有几个提前联系潘老师的考生，差了几分没有上线。

也是应了那句：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